作者：兴汉的小仙女

来源：兴汉运动（xinghanyundong）

说到社会抚养费，我们都很熟悉。很多人生孩子，自己抚养孩子，却被政府征收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假设“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的说法合理的，那么只能针对多孩子的对象进行征收，也就是所谓的超生者。可是有一些人并没有超生，只是生孩子之前而没有进行婚姻登记而已，然而却一样交社会抚养费。法律意义上的婚前生一个孩子和婚后生一个孩子，本质有什么区别？同样是一个孩子，难道未婚生育就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媒体报道过，如果姚明夫妇超生一个罚十亿。姚明夫妇的超生一个孩子占用价值10亿元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姚明夫妇超生的孩子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竟然这么昂贵？姚明夫妇超生的孩子，我想没有任何特权。如果他超生的孩子坐公交车，应该不会占用整辆车吧，出行应该也不会封路吧。说实话，我实在搞不明白他超生的孩子就占用这么资源？如果他超生一个孩子就占用价值10亿元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他没有超生的孩子，就没有占用社会资源？同样是姚明夫妇的孩子，竟然差别如此大？

　　按照书面理解社会抚养费，就是社会要承担抚养这些孩子而需要的费用。既然收了社会抚养费，那么就应该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公民有义务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是却没有享受到任何权利。正如一位网友说的，“请问下那家的小孩是社会抚养出来的？国家既没有给新生的婴儿送过一罐奶粉也没有给新生婴儿送过一件衣服哪怕是一张尿布，凭什么要收抚养费？”因此，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追讨社会抚养费征收的依据，以及用途。既然征收了社会抚养费，那么就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点。

　　征收社会费对抚养孩子并没有帮助，反而导致父母没有钱给孩子买奶粉等。那些社会抚养费，似乎看不到用在孩子身上。本来，这些钱给孩子买奶粉，但是现在要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么必然要减少对孩子投入。

　　其实，对国人征收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只能导致人才流失。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要征收社会抚养费。如果想打人家10亿元财产的主意，人家干脆移民走人了。富人没有那么傻，白白给你送去天价抚养费。

　　中国几千年以来，统治者都没有把人口视为负担，反而担心人口减少。人口减少，意味着统治者的收入减少，所以都想尽方法吸引人口。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社会抚养费实在很离谱，只是有一些人习惯了，感觉不出来。我们都成了房奴，我们的孩子失业，我们拼高价吃假药，我们生存的环境遍地污水垃圾，我们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我们的孩子随时面临被拐卖，我们的男人随时可能被躲猫猫，我们将最后一块铜板都纳了税，还要交不合理的社会抚养费。

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国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那我们的孩子呢，同样生下来也成为纳税人，可能他们不会去购物，但是我们购买的婴儿用品是为了孩子用的，所以说孩子一生下来也就成了纳税人的一份子。

　　当我们生下来第一二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人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当我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就会有人来要我们缴所谓的社会抚养费，难道我们的孩子不是由爹妈养活的，而是由社会来抚养的吗？ZF有没有给我们的孩子买过奶瓶，奶粉，尿布呢？这个社会抚养费的名目都值得探讨。

　　我们的孩子生下来都在干吗呢？吃喝拉撒，他们都消费些什么呢？奶粉、奶瓶、尿布、衣服、沐浴的，洗衣的，能少了哪一样，什么都少不了，可能比我们大人还多。那我们来算一下一个婴儿作为消费者，都交了多少税。?一个奶瓶20元，包含2.9元的增值税和0.3元的城建税。?你花5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7.25元的增值税和0.9元的城建税。?你花元买了一袋奶粉，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如果你给孩子买了一辆元的童车，你就要缴58元的增值税和6元的城建税。……你去算一算，你的孩子一个月要喝几袋奶粉，穿几包纸尿裤，要买几件衣服……

　　之前有媒体做过一个“算算你一生都缴多少税”的调查，发现有45%的受调查者“连自己缴了什么税都不清楚”，还有51%表示“我缴了税但不知道税干嘛用了”。政府部门对此也是争论不休。早在六七年前曾有人提出“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却遭到批评。批评者说，政府不能光为纳税人服务，而要为全体人民服务。言下之意似乎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没有纳税。

　　“即使一分钱不挣，只要花钱消费，你就是纳税人。”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20多种税，其中有些由个人上缴，有些由企业上缴。但最终这些税或多或少都要由消费者承担一部分，也就是说，你每购买一件商品，就向政府缴了一次税。 　　经济学家茅于轼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到底交了多少税》，其中写道：

　　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国外一般把价和税分开，居民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而在我国，有意无意地把价和税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搞不清自己交了多少税。

　　茅先生的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中国，商品标价实行的是含税价，价格中包括了国家征收的税金——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这些税或多或少要由消费者承担一部分，所以，无论是谁，每购买一件商品，就在向政府交一次税。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是我们缴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摘自《税收的真相》

　　那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生下就是消费者，奶粉，奶瓶，尿布……，生下来就是纳税人，就在用自己的消费纳税，为什么还要我们交社会抚养费，到底是谁在养活谁？

强制性计划生育不值得张扬，作为“必要的恶”本应低调，谈不上是对世界的“贡献”。不能没完没了，30年时限一过应如期废止，再搞下去等于民族自杀。——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计划生育天然违背人性和自然规律。——梁杰华

　　其荒谬之处在于，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的一种全盘颠覆！即从西方的社会丛林法则，推导出少生不生才能奔向小康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误国误民的思想，彻底颠覆了汉家万年以来自强不息改变个人、家族、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民族道德价值观念。过于强调资源和财富作用，甚至连西方国家即如美国价值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奋斗观都给否定了；更将华夏民族引为至宝的勤俭持家、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民族价值观和国家图强观彻底否定和颠覆了。在所谓的“富裕”的目标和目的之下，一切人类正面价值观全部被颠覆！！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首先就要对“多出生人口”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多出生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在年前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来说，假定生第二胎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给丁克家庭呢？

　　第三，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第四，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不知侵占了多少“社会公共资源”，但从来没听说过向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六，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而“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也要抢走！对超生者进行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七，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儿一女，并且是先生女儿后生儿子，就不算“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个家庭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另一个家庭也是一儿一女，只不过是先生儿子后生女儿，难道就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必须向这个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八，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婴儿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第九，很多地方的计生条例都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5万元，则超生第三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0万元。同样是这个家庭的孩子，难道第三胎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吗？ 　　第十，社会抚养费究竟属于行政罚款还是行政收费？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罚款，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超生两年后未被发现，就不应该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了。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收费，那么超生就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计生委官员所说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但是我们发现社会抚养费既没有按行政罚款执行也没有按行政收费执行。至今仍处于模糊地带，不受法律约束到处通吃。

　　建议：

　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并退回过去已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每个孩子的抚养国家都没有花一分钱而是向国家上缴税，一个婴儿刚降生就需要吃喝，买的奶粉中含税、吃的粮食中含税、穿的衣服中含税、吃的水中还得交纳水费、、、、、、等等这些都是孩子的父母缴纳的税和费，刚降生从婴儿到长大都不是政府出钱的，孩子有病治不起都得死，怎么能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呢？

社会抚养费到底是谁抚养谁？

延伸阅读：

目前中国生育率仅为1.1左右，而维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口每过一代萎缩一半，七代之后约年，人口将不足原来的1%，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的人口基业，二百年就会彻底毁掉，变成一个又老又小的人口急剧减少的濒危弱小民族！

作者

杨瑞

财经三分钟（qgq）

砖家被打脸年年有。

但在新生儿出生率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人口学砖家，都被现实无情的啪啪左右抡扁。

除了曾预言：放开二胎也挽救不了颓势，不要再次误判人口走势的马光远。

全面放开二胎第三年：

新生儿出生数跌破万

误判！

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第三年，人口危机颓势并未完全得到扭转，相反，在最为关键的新生儿出生率上，却再度拉响警报。

12月25日，人口计生专家何亚福，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今年全国性的新生儿出生数据尚未公布，但是根据部分地方公布的数据来看，较去年相比，人口减少多万到多万，将无可避免。

换句话说，今年新生儿出生数，将有可能跌破万!

而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就曾雄心勃勃预测：年将是新生儿出高峰，至少超过0万。

如今，年已行将远去，不仅没有迎来所谓的出生高峰。

相反，首次跌破万的冰冷数据，不仅啪啪打脸计生专家，就连主导政策制定的卫计委，面对如此现实，恐怕都始料未及。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初就在所有舆论为生育政策全面转向，而欢呼时。

唯有人口生育学界的马光远，独自疾呼：这是误判，严重误判，人口形势比各位想象中更严峻。

奈何：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就在对全面放开二胎，就能挽救人口危机的盲目乐观中，马光远理智而又弱小的声音，被迅速的淹没在人声鼎沸中。

不仅是今年新生儿出生率，或将创下近年来低点。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已连续低于1.5，而在刚刚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那一年，生育率更是降至1.05。

这一数据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5，更低于发达国家的1.67，甚至连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的1.46都不如，更不用提2.1的正常水平了。

要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保证人口的正常繁衍生息，人口总和生育率必须达到到2.1，才能够勉强支撑。

而如今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仅只有可怜的1.05，

面对这一现实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人口悬崖，是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是生育率过低的问题。

为何会严重误判？

曾几何时。

计划生育一纸禁令，掐住了国人的自主生育权利。

但是国人在“养儿养老”强大的生育欲望驱动下，许多家庭为了多生，仍不惜铤而走险，违反国策，和政府玩猫捉老鼠的躲迷藏游戏。

换句话说，理论上，似乎只要国家放开管制，人们的生育欲望，就如同开闸的阀门，势不可挡。

这也是当初，不管学界，还是主导生育政策的计生部门，对全面放二胎，盲目乐观，甚至还担忧：一旦放开，人口大规模超生，又该如何应对？

然而任何政策制定，从来不是在自我YY中，头脑发热的臆想。

而是要落到实地的。

计划生育时代，国人愿意生，是因为：不管是生育成本，还是生活成本，都足够一个家庭能够，生养起两个甚至更多孩子。

然而近些年，中国凭借巨大的人口红利，在实现经济快速飞跃的同时，生活成本飙升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工资的涨幅。

就在全面生育放开当年，国家卫生计生委针对国人的生育意愿，做过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重、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绝大多数受访者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个家庭育儿成本，就已经接近家庭平均收入的一半，何况还有楼市却犹如巨大的财富吸虹机，绑架了多数家庭的70%的财富。

在如此庞大的生育压力下，即使国家放开生育政策管控，即使国人真的想生，然而养得起吗？

面对生育人口形势急剧恶化，政策层面也在不断的做尝试：

辽宁出台文件，将在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四大方面，加强对生育二孩家庭政策奖励；

而天津提出增加二孩职工家庭30天生育津贴；

湖北宜昌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

湖北仙桃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生育二孩可获1元补助；

………

最后就连官媒人民日报，都开始公开呼吁：为国生娃。

然而即使这样，依阻挡不了：新生儿出生人数，再度创造历史新低。

一句话总结：没有诚意的改变，不如不变。

如果不从减轻育儿成本的角度出发，即使全国性的推广二胎生育奖励，也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低生育率持续走低，

人口红利拐点已至！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凭借的就是：人口红利！

所谓的的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在创造创富，而需要被抚养的老人比较少。

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可以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廉价的用工成本。

在强大人口优势的支撑下，中国才能迅速崛起，成为闻名世界的世界工厂。

在这种显著的人口优势下，整个国家经济呈现“三高”局面：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

中国拥有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这一优势持续，那么中国经济或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

然而，实施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让新生儿出生数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曾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那一代人，已经开始逐步步入老年阶段，随时有可能加入退休养老的大军中去。

尤其是从到年，8年时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7.5‰，年均出生达万人，累积净增高达1.57亿。

这代人已普遍处于48-58岁，如果大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果可想而知。

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全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超总人口的7%，那么，很遗憾，这个国家，就事实上进入了让人闻风丧胆的老龄化社会。

中国这个比例不仅超过7%，更是高达10%。

也就意味着，全中国每10个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需要赡养的老人。

而事实上，诸多迹象显示，中国已经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自从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

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走下坡路，GDP增速脱离双位数区间，恰好也就是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的年开始的。

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想当初，日本从世界第二跌落神坛，从此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中无法自拔，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广场协议，更不是主权不独立，而是在年进入这个拐点，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衰退与疲软。

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到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将累计减少万。

而对应的新生儿，比照此前的预期，将减少至少万。

一增一减之下，意味着：一旦此前的劳动力人口，因为年龄使然，开始大规模退休后，中国劳动力人口，将有可能陷入青黄不接的尴尬中。

如今人口红利已逐步退去的中国，如何改变持续走低的低生育率，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结语

无论是放开单独二胎，还是全国推行二胎，再到人民日报喊话：为国生娃。

都无法刺激人们降至冰点的生育欲望。

如今，要解决人口危机，早已不是放开计划生育那么简单了。

放开生育只是打开了一道门，要想彻底的让人想生、敢生、生而养得起。

就只能从减轻生孩子的后顾之忧下手。

比如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

或者在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各方面，给予较大力度的支持。

仅仅摆出我要奖励生育的姿态，空喊所谓的口号，并不能驱动年轻人的生育欲望。

何况人口问题关系全国大局，仅仅靠卫计部门单打独斗，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要知道雪山如果崩了没有任何一朵雪花能幸免。

延伸阅读：

▍到2年，中国人口可能仅剩6亿

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至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预测值为6.13亿，即相对于年中国将消失50%以上的人口。

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整整低一倍。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跌至6亿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人口在2年跌至6亿，这意味着不到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将减少一半。对于这一判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这种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口数量是指数变化的，而人们的直觉往往是线性的。用线性直觉去判断指数变化的趋势，自然会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而且对长期效应的低估会远胜于对短期效应的高估。

人口变化是一个典型的慢性问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段，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放在几十年乃至百年区间来看则是触目惊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从长计议，至少要前后各看百年以上。中国人口已经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几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会非常缓慢，这个特性更让人们难以认识到之后是雪崩式崩溃。

如何才能拨开人口总量的迷雾，看到人口未来变化的汹涌暗涛？多名人口学者建议要聚焦于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万，在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旺盛期23-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0%以上，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5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万以下。再放宽一些也就万。即使到时生育率能够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并且每个人都活80岁，总人口也不过6亿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减少的是年轻人、新出生的人。这意味着，未来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结构并没有优化，老龄化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观点得到受访人口学者的一致认同。

据测算，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年的6.5下降到年的3.3、年的1.7、2年的1.1，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经济活力持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可能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这将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消费和创新能力减弱、养老压力加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科学家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高度在其身高倍以上。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再让它跳；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连续多次后，跳蚤改变了起跳高度以适应玻璃罩，每次跳跃总保持在罩顶以下高度。接下来逐渐改变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后主动改变自己的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这时跳蚤已无法再跳了。科学家于是把玻璃罩打开，再拍桌子，跳蚤仍不会跳，变成“爬蚤”了！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我设限”其实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形成的就是这种“爬蚤效应”

即使以后放开三胎四胎，也很难激起人们想生孩子的欲望了，因为房价，因为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尤其以后人工智能的普及，如十年前的公交车售票员被滴卡机取代），因为城市与城市间断崖式差距，等等很多原因，爬蚤效应的持久性存在说明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国家安全之忧

国防是领土完整的后盾。当前的生育状态对支撑国防的人、财、物影响都极为负面。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可生二孩，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限制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中国军队70%士兵来自独子家庭，在战斗部队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的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甚至俄罗斯，也低于韩国和日本。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东北的出生人数仍会持续萎缩，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相对低迷，大批年轻人南下寻求机会，而朝鲜人和俄罗斯人则在进入。《环球时报》引述报道说，东北将从朝鲜引入4万劳工；不少俄罗斯人则在东北购买房产。

虽然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短时间内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比如，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分别占0～4岁人口的21.1%、62.9%。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年代可生二孩，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在华南一些地区，劳动力短缺让非法移民更容易获得工作；他们的涌入和高生育率可能改变一些地方的族群构成。

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分裂的例子。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尔巴尼亚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年的23.6%降至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前苏联在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警醒。

由于年轻人口急剧萎缩，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经济动力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但由于中国民众反对，又不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引进外国移民还一直未得实行。

如果真的大规模引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给外来移民。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上都不相同，基础素质上也有显著差距。对于那些因为限制政策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现实于情于理何堪？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社会普遍缺乏年轻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如何管理外来移民将是中国未来又一个挑战。

▍人口兴衰决定文明兴衰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尚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指天地是诞生万物的母体，而只有人才是万物的灵魂。《周易·彖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爱护生命看成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正是这种以人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观赋予中华文明强韧的生命力。

其实，这种对生育的崇尚和家庭的重视，并非中华文明的特征，而是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的共同之处。基督教产生初期是个微不足道的宗教流派，但几百年后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家RodneyStark（）认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堕胎、杀婴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远超异教徒，逐步形成压倒性的人口优势。伊斯兰教认为父母不应该为是否生孩子而纠结，因为孩子只要出生自有安拉的照应。生殖崇拜的图腾和仪式更是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

中国在历史上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如果将人类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四大板块。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已经让中华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年中不断萎缩，从四个文明中人口最多降为与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并将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过。即使在年全面放开生育，但如果无法显著提升生育率，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将变得微不足道，中国的分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质量、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随人口数量上升。虽然人口多并不一定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可能被摧毁。如果无法逆转这种趋势，中华文明彻底衰落并不太远。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12卷的《历史研究》，专门论述世界不同文明的兴衰。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间断的文明，但未来年，我们的人口将大幅衰微。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主编《大国危途》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