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苏联解体25周年：曾经的超级大国如何终结
第九章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持续至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多一点光亮”一语出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接“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去，我在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5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款达0亿～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的官方出版物。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增加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万份，《消息报》增加4万份，《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呢？因为此前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作出应有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第十章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引起人们特别的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第十一章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年间，为了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医院里都有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也完全有权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故事的能耐了。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
“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年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位于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疗养胜地。），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岸边卵石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乌克兰境内黑海沿岸城市。）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具备环境幽雅、能集中精力这两个条件。年，当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作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之作出分析，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促使我们在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然后在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清理一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评估（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①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②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③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④经济权力下放。
⑤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①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②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
（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③法治国家。
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忿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一切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年底我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即将来临的一年不会许诺将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年重返首都之后，始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气和所谓“莫斯科外省主义”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里。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报界的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妻子、母亲、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医院，给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那又怎么样啦？”“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年，年，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不是，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反对家庭观念”的人们作解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动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土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学习、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道化”。在这一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人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乔大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这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文化基金会。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也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10万美元。”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年初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接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第十三章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个席位正好提出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人，获“黑球”数最多的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10个候选人，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都有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徐彬水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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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类千万年的历史，
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
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
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
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
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
把他们关起来，
才不会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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