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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准备好了吗？
北京大学杨枝煌
中国经济自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国内外大小气候的影响下出现了放缓趋势。虽然4万亿刺激措施曾经使经济一度复苏，但是年经济增速“破八”为7.8%，年增长目标仅为7.5%。可见，中国经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新周期。因此，如何保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增长成为朝野热点焦点难点。而新型城镇化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一个药方，新任总理李克强也屡次讲话强调甚至亲自撰文在媒体公开发表《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但是如何做好新型城镇化，首先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战略准备。
一、思想上准备好了吗？
国家发展必须要依靠战略思想。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路在哪里，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还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新型城镇化和人民城镇化是稳定增长和突破改革的关键。学者周其仁[①]也指出，目前最大的机会就是深化对外开放和推进城市化。开放就是打通中国13亿人口与12亿发达国家人口、其他35亿发展中国家人口之间的现代化生活。城市化就是空间资源重新配置，就是要让经济资源相对集聚起来，提高分工程度和效益，促进服务业发展。从实践上看[②]，我国城镇化率十六大以来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万人。城镇化既增加了投资又推动了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因此，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明确城镇化依然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潜在内需，必须在国家意愿上确定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地位，并且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增长还得依靠投资[③]。政府不能被所谓的“克强指数”、“克强经济学”等言论所捧杀，而丧失进一步利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点好机会。外界解读克强经济学为“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或者“不刺激，去杠杆，重改革”。这些解读都存在片面性而且背后带有左右中国经济的不可告人的意图阴谋，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王牌，新型城镇化以中国梦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充分考虑政策思路、时间维度、国情空间、综合统筹方法论等维度，在合理的经济象限区间内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特别是当GDP增长率低于7.5%、通货膨胀超过3.5%、城市登记失业率超过5%等情况出现时，必须及时地相应采取刺激和调控手段来稳增长，从而以新型城镇化为主抓手并和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共同构筑起“新四化”，通过创新驱动和新思维驱动来打造经济升级版，通过新型城镇化来反击国外“做空中国”等一切奇怪论调。
二、理论上准备好了么？
新型城镇化的设想是多样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归根到底在于能否托起“中国梦”，归根到底在于能否深层次地全面把握和贯彻执行十八大精神。也就是说，中国办事情往往需要师出有名。新型城镇化要顺利推进深化，就必须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就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第一，新型城镇化是新四化同步的城镇化。十八大报告早就提出了“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观点。特别是建设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与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相结合的智慧城市。第二，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注重绿色环保的硬件建设，更注重精神心理等软件建设，特别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推进和谐城镇化，注重提高人们的生存尊严和生活幸福。第三，新型城镇化是与自然和谐的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某种程度上是文明的退步，是反文明反自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急功近利，往往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失去了古代文明的天然和谐，充斥着人为的强拆强建。新型城镇化要注意自然和谐，坚持“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八字方针，科学合理布局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紧密衔接产业发展，适应匹配环境承载能力。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的服务业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国，更是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抗击风险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也是美国一直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因此，新型城镇化必须造就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均衡发展和国际先进地位，并且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强大产业基础支撑的城镇化，构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防止出现以前的五种现象[④]：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脱离产业基础的“过度城镇化”；二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三是防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四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新型城镇化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年，英国第一个达到城镇化率50%。当时的英国不仅实现了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且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其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进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伦敦成为了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英国城镇化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同时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据统计，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无限接近50%[⑤]，此时的中国经过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终于一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因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年承办了奥运会，年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但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假设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0%，我们则有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如果我国城市化率只有40%，那我们的增长空间就更大。假设70%作为我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预期城镇化目标，我们还必须考虑匹配的工业化程度，还必须考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最大的国情，特别是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新政出台酝酿期叠加的阶段现状，加上世界经济也在深度调整，整个社会出现“底层失稳，中层失落，上层失控”局面，可谓内外交困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和以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给不可持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有的城市就像“空城”、“鬼城”一样，甚至同底特律一样已经破产。因此，我们在做好中长期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必须考虑文明匹配度和社会承受力，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要道法自然而不是野蛮生长，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规划科学化、产业集群化、资源利用集约化、基础设施网络化、环境生态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管理法治化等手段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⑥]
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是什么？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又是什么呢？新型城镇化就是全面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和乡村应该是与自然融合的整体，而生存于其间的人不存在诸如户口、权利等差异，人才、物资、信息、资金等自由流动其间，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各种时空资源高效利用。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就是城乡一体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⑦]：一是制度一体化。这就需要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平而统一有效的城乡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和谐动力结构，为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提供坚强的基础保障；这就需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条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出规范农村土地整治的指导意见，修订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目录，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就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实现迁徙自由居住自由，最终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二是文化一体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只有把文化建设贯穿于城乡发展全过程，才能把城市与农村建成文化园地而不是文化荒野，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才能提高到帕累托最优；只有文化的和谐，农村文化不排斥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不鄙视农村文化，才能实现雅俗共赏，实现多层次多向度多方面的繁荣；只有普适文化的统一，例如发展共同的语言同时保留各自语言，才能共同创造新的文明高度，才能既把口袋鼓起来，也把脑袋富起来，坚持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手都丰收；只有充分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创新地发展文化产品创意产业，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又好又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城乡。三是市场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这就要求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市场化，确实使企业和消费者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城镇化主体，确实将市场这只无形手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提高市场对国民行为的支配水平；这就是要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汇聚时期，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视为一种资源一个市场，将我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这就要求整合分化的投资、出口、消费需求，将投资主导型政策战略转变为投资、出口、消费均衡型，实现投资、出口、消费市场的一体化繁荣，最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型；这就是要全面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优化各种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要素效益，充分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四是建设一体化。也就是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综合考虑大中小城市建设，借鉴开发区建设甚至“租界”发展经验，按照“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⑧]的模式，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发展，杜绝城市倾向型政策，坚持平等推进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坚持推进城市支持农村政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破除中国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分割状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相辅相成，摒弃重视工业化、城市化忽视农村农民农业的理念，杜绝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不匹配现象；实现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同步提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工业化，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三、政策上准备好了么？
在中国，政策往往比其他制度管用。因此，要想推进新型城镇化，就必须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出台扎实有效的政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党和国家建设的两个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也特别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部署。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党群关系的新境界新局面，是全面的扎实的克服二元三元化倾向的一体化，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体化。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提升城乡一体化品质，实现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新境界，建设美丽中国幸福中国。
一是要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和人口政策。壮士断腕要当断就断，长痛不如短痛。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务员、士兵等待遇差别，没有农民和市民的区别，人人拥有迁徙自由，真正让人民自主选择诗意地栖居的城市，真正让人民用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地点。但是，一些特大城市人口压力已经超过极限，特别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级市生活成本剧升每年仍有几十万人涌入，必须防止出现法国大革命前人们不断涌向巴黎最后爆发革命的惨痛现象。在此基础上，鼓励河南、山东、湖南、安徽等人口大省向广袤的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移民。另外，人口登记制度必须改革，人口登记必须登记指纹等独一无二的信息，从而确实保证人口数据真实可靠性且防止人口贩卖和假户口。同时，人口一胎化政策应早日调整，因为一胎化极大地影响了孩子身心健康，影响了时候秩序，而那些失独老人更是人间惨剧，甚至部分地导致了高房价。全面实行一对夫妻两胎化政策，并且严格制止第三胎，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当前明星、老板、部分官员等有钱人到处规避计划生育政策，随便罚钱超生的现象，从而实现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公平，同时刺激新一轮城镇化。特别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老少边穷地区，应该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他，推行买房入户政策，放开二胎政策将成为引爆大牛行情的核武器，因为这样可以激励那些想生第二胎的夫妇向主动向那里迁徙，这样也能够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当地的早日开发、减轻特大型城市压力、卫星城、特色城市等新型城镇的形成，从而实现人口政策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互动。
二是要去除现有民族政策。所有民族统称为华夏族，不再分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再进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是让有能力者脱颖而出，而不是固定让原有的少数民族同志担任行政长官。同时，所有人大学前进行统一的汉语和英语教学，而不再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只有到大学的时候根据个人志愿选择专业，同时每年培养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语言人才，不至使少数民族语言消失即可。总之，书同文车同轨，城乡一体化必须包含语言一体化，这是自秦始皇以来就证明的国家安全稳定的基本政策。
三是要改革土地政策。必须发动一场新土改运动。首先是做好全国土地规划。城镇化必然要占地，但什么地方可以征用，什么地方不能占用，占用多少，是商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或者耕地林地草地，都必须有个严格章法，特别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和底线必须坚持，城市规划必须在这条高压线下进行，任何人不得破坏不得超标用地，任何人触犯土地红线必须一查到底严惩到底。其次是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要早日研究出台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的政策，例如只要每个大学生毕业回原籍就业创业就分给平米土地，只要每个人达到一定贫穷程度就补贴平方米土地。第三是制定实施土地流转政策。我国农业、工业时常出现“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因此工农业应该合理兼并，达到某种商品只留几家经营，这样既保留竞争又有利于宏观调控。农业用地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从而保证农业的大生产，保证农产品统一质量标准。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使土地更好更快地创造新价值，同时促进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和保障建设质量标准。其要点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土地权利的区分界定，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确权工作。
四是建立全覆盖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使人人保障基本的温饱问题，就谈不上比资本主义优越，因为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而且，城镇化不仅仅意味将农民迁入城市，还包含着就业、社保、住房、教育、文化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保障。构建和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石，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要求，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保证。[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物质基础，是新型城镇化的前提。[⑩]建立全覆盖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身份证号就是社会保障号，国家每年将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分所得红利不分男女老少贫富平均打到每个人社会保障卡账户上。
五是减免税收和优化分税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收好税收用好税收。现在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税收太重，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弥补其融资困难，从而防止小微企业大规模退市。另外，我国自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已经近20年，亟需根据当前国情进行优化微调。年分税制规定：全部由中央收取的税收有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进口增值税、船舶吨税，全部由地方征收的有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烟叶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有国内增值税（中央75%，地方25%）、企业所得税（中央60%，地方40%），个人所得税（中央60%，地方40%）、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97%，地方3%），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则是除了部分中央跨地区经营企业税收归中央外，其余全归地方。这种税收制度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相违背，因为宪法规定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而各种土地税却归地方，这样在级差地租和经济集群化存在的情况下造成马太效应，即穷的地方税越少，富的地方税越多。例如近年来北京上海拼命发展地产，财政收入剧增。北京和上海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和上海，但是北京上海卖地收入却仅归两市所有，这造成了土地国家和全民所有的最大矛盾。于是其他地方也跟风疯狂卖地，18亿亩耕地红线可能早已突破，甚至可以说分税制实现19年来，一方面确实提高了地方积极性，但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土地前所未有的浩劫。分税制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分的内容和分的比例存在严重误失。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早日科学论证并颁发新税制，特别是土地税、烟叶税、资源税、城建税必须全部收归中央，分享税中央则应该与地方比例互换或者三七开、四六开，尽量偏向地方，仍然维持地方的税收积极性，否则“跑部钱进”、不断举债的地方政府冲动无法避免无法根除。同时，尽快开征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税，构建地方税体系，增加土地出让金支出比例，以防止新型城镇化陷入新一轮房地产化。一言以蔽之，通过重构税务体系，完善财政保障机制。
六是建立德国式的财政均衡政策。第一，进行政府间财政关系立法。年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基本法强调整个国家生存条件的一致，规定了“实行均衡发展作为德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年《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进行了修改，将东德地区包括进来，并在两德统一后，将整个东部地区作为受援地区。我国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和法律，特别是《德国联邦基本法关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定》和年《德国财政平衡法》，进行财政立宪。特别是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架构，如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分配、转移支付制度等均做出明确规定，甚至对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包括收入能力、支出需求等技术性因素）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性比例也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第二，实行财政预算民主。早日修改完善《预算法》，借鉴德国中长期滚动财政预算机制，促使财政收支活动紧密契合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增强预算的前瞻性和准确性，提高预算效率，增强财政管理效能；促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政府的具体执政行动不能有效衔接，给私人和企业提供明显和准确的预期信号，充分发挥财政杠杆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压缩政府行政成本，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体制。第三，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体系。借鉴德国的做法，如果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或者其它失误时，经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批准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在出现财政垂直不平衡时，在不调整税收分成比例的情况下，通过预先补助、返还性转移支付、对贫困州投资等方式促进各地财政状况的相对均等化；在横向不平衡时，制定规范彻底的转移支付制度，分阶段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第一次转移支付是联邦政府与州对增值税分享(如德国财政均衡法规定-年联邦与州的增值税共享比例为50.5%、49.5%)，它是税收体系中惟一能够调整联邦与州之间及州与地方之间收入关系的税种，在具体分配形式上带有明显的“劫富济贫”性质。第一次转移支付的目标是使那些贫困州的财政能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92%。第二次转移支付是州与州之间进行的横向平衡。即有平衡义务的州(富州)将一部分税收收入“捐给”有平衡资格的州(穷州)，使后者的财政能力至少要达到平均财政能力的95%。这种横向平衡是德国特有的一种转移支付方式。某州是有平衡义务还是有平衡资格，通过税收能力和标准税收需求的对比来确定。第三次转移支付即联邦补充拨款，基本上属于一种无条件拨款，它不规定资金的具体用途，是对增值税共享和州际横向平衡的补充。联邦补充拨款不采用公式化的办法，而是根据一些特殊的需求来确定补助额，如对于政治性负担高于平均水平的州、财政困难的州(指财政能力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90%)和一些存在特殊困难的州等。另外，联邦基本法还规定，以下三大任务由联邦和州共同拨款：高等学医院的扩建和改建、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的改善。这是一种有条件的联邦对州的财政转移支付，拨款时须规定专门的用途，每年进行讨论，并在预算中进行安排。第四，因地制宜出台优惠措施。对于欠发达地区，联邦政府除进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外，还采取一些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其自身的发展。其主要措施包括：(1)对受援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补贴；(2)支持受援地区中小企业人力资本项目，支持地区间的经济合作；(3)对在受援地区企业投资进行补贴。其政策目标是增强落后地区的发展潜力，为全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并避免经济波动。德国扶持“问题地区”的发展较为著名的是“鲁尔工业区的改造”。德国转移支付制度的中心要旨在于为全国各地的公民提供基本无差异的公共服务。第五，理性下放财政自主权。当前应该加快完善实施《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建立“自发自还”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制度，有效地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新型城镇化融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真正使地方政府的自行发债制度成为服务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前提必须先打破土地财政，同时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加强中央有关部门有形的手的监管和人民群众用脚投票的威力；建立债务保险制度、债务资金使用监督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偿债保障机制，对于举债要严格限制，已有债务规模过大的地区不允许举债，自主举债累计的债务余额不得超过一定财力水平。建立责任追溯制，如以后年度出现了因往届地方政府举债而形成的财政风险或者财政过失，要严格追究时任行政首长的行政责任，确保债务资金全程可监控可追溯。
七是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稳健的财税政策必须与健康有效的金融政策相结合，才能成为所有政策中最有动员号召力的措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确实实现了飞速增长，但是我们的金融效率亟待提高。年至年，M2的投入量还是低于GDP总量，这说明我们的金融效率是正常的。但是年至年，我们的M2却大大超过了GDP。年以来的35年，我国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为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的M2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46%。我们的货币化程度自年已超过%，年竟达到%，年为%（GDP51.93万亿元，M2则高达97.42万亿元）。除了资金效率低下之外，还有一个最大弊病是人民币“内贬外升”，年甚至闹钱荒。邓小平南巡时曾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改革成败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但是我们经济转型举步维艰，而经济核心的金融却出现了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抓好钱袋子工作，必须紧紧抓住“全球经济重心在21世纪上半叶必定向亚洲转移,并且中国必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的机会，同时吸取年和年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确立金融工作的新起点，把握金融工作的着力点，找准金融工作的突破点，围绕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金融瓶颈，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建立健全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缩小或者杜绝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一是通过加快健全信用体系、夯实金融法治基础、完善金融体系等手段建立金融生态环境，二是通过提高间接融资效率、扩大直接融资份额、切实解决金融难题、推进国际金融合作等方法鼓励金融改革与创新。三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网络金融，提高融资便利性和资金融通效率。
八是建立强效有力的产业政策体系。国内外城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以产业发展形成的经济基础是城镇化的根本内容和本质所在，只有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城镇化才能够富有生机和活力，才能获得持续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现代化、产业集群化的加速时期，也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提升层次的关键时期。产业集群化、新型城镇化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按照城镇化发展相关理论，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资金与物质基础，特别是工业化对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成为城镇化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城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化提供了外部和集聚经济效益，特别是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综合经济基础，已经成为产业现代化与集群化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总体原则是推进产业根据新型城镇化布局转移，当然如果产业发展已经十分完善，也可以围绕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中推进产业发展，在产业发展中推进城镇化，以产业化带动就业，解决“人的城镇化”，构建产业集群化与城镇化联动发展的规划体系，拓宽产业集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工作思路，增强产业集群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整体合力，消除产业集群化和农村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制度障碍。第一，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成功，正是因为解放思想，部分地实现了“什么事都有人想，什么事都有人做”，从而造就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进步。新型城镇化除了必要的工业、农业、建筑业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业，要全力打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全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使服务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能够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对外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合理平衡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升服务外包承接优势，适度扩大服务贸易进口，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力度，从而倒逼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要对内打破各种限制服务业发展障碍，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全面推进服务业各个领域发展，提高GDP中的服务业权重，真正实现投资、消费、贸易三驾马车协调共进的发展道路。[11]第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加快土地有偿性合理集中，建立农业生产基地或者农民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同时吸纳实业人员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二是发展高端农业。农业生产不仅要能够出口原料，还应该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的衍生农产品。第三，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建筑业及其他产业。今后十年，与城镇化相关的投资将大幅增长，而这将推动我国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这种增长将带动一批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发展。美丽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是新型城镇化投资的重要部分，这将为节能环保产业和城市绿化产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新型城镇中的新型市民将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新的消费热点将会从过度集中的住房、汽车等领域逐步向文化创意、体育休闲、旅游等产业过渡，从而引发这些产业的新一轮发展。总之，我们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政策必须以产业集群为支撑，防止“空心化”；产业集群发展要以城镇化为依托，防止“孤岛化”；必须坚持“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通过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产城一体化，以城镇功能完善吸引产业集聚，以产业集聚促进人口集中，提高产业与城市的匹配和融合发展效益。
四、资金准备好了么？
如何准备资金，首先要测算新型城镇化所需资金。而这必须摸底当前城市化率到底是多少，必须规划我们未来至少要达到多大的城市化率。关于我们当前的城市化率，各种意见不统一。官方统计认为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蔡继明（）认为，表面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然而，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12]当然，到年的建党周年或者年的新中国周年的时候，究竟还有多少人需要城市化，这都必须首先搞清楚，才能知道我们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因为据年8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我国新型城镇化仅仅市民化一项所需公共成本就高达51万亿元。[13]如果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将是更大的开销。当然，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根据辜胜祖的研究，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将增加10万亿元甚至几十万亿元；同时，城镇化本身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近4亿城镇化人口，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14]因此，新型城镇化不仅有成本，而且有成效，特别是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等有效需求，成效扣除成本就是我们需要再次投入的资金。而这个资金如何筹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现在各地方都把促进增长的宝押在城镇化上，都在考虑建设新城新区新村。但是各地大都缺乏资金，偿债能力减弱，造血功能下降，财政支出压力上升，即使不缺乏资金，也宁愿通过贷款或者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推进城镇化，一些城市债务严重超过综合财力，甚至比底特律过犹不及，这些风险必须准确界定，特别是债务必须早日厘清。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