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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吉镇”之由来
吉镇是著名的陕北古镇，以商贸闻名，俗名“圪针店”。其地理位置位于绥德县城东北方向５０千米处，东、北、西分别与佳县、米脂、吴堡县为邻，西距米脂３５千米，东至黄河２５千米，北距榆林１４０千米，隔黄河与山西的临县、离石县相望，可谓傍长城、依黄河、扼秦晋、控蒙夏、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随着陕北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清和民国时期陕西、山西商贾多来此经商，故俗语云：“一天走了两省（陕西、山西）六州县（佳县、银州、绥德州、吴堡县、临县、离石县），跟黑歇了圪针店。”因此，吉镇有陕北的“旱码头”之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榆林文史———榆林集镇纪略》）。
据《绥德县志》记载，吉镇建于明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至清设镇，民国时期改设区、联保，１９４２年开始设区、乡；其名字的由来一说很久以前，有人看中了这里“水陆贩运一日可达”的优越地理位置，便开设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骡马大店，接待东来西往的马帮驼队和过往客商，取名为“吉征店”，寓意吉祥喜庆，后来因为音近而被误读为“圪针店”。久而久之，以店名代村名，“吉征店”成了这里不命而名的名字；一说一些外地客商以讹传讹故弄玄虚，说这个店本来就是开在一棵特别大的“圪针”上，因此就叫“圪针店”。从而此声名大振，更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榆林文史———榆林集镇纪略》）。
关于其名字来源的第二种说法，只是传说而已，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此可能，当然也就不足为信。那么，吉镇是不是叫过“吉征店”？这个问题到２００３年解决了。该年吉镇寨子山义诚马家的祖坟内出土了马家麟墓志，保存完好，字迹清楚，铭文称：
公讳家麟，字焕彩，号石圃，姓马氏。先代自宋季由晋徙居陕西绥州。世业儒，有隐德。曾祖讳复先，以廪生授学郡东吉征店，遂家焉。《刑部主事石圃马公墓志铭》。
由铭文可知，义诚马家是在马家麟的曾祖马复先时在吉镇安家落户的。马家麟生于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卒于嘉庆九年（１８０４），按一代２０年记，上推６０年，马复先应生于１６８０年左右，以廪生身份授学时，当在１７００年前后，正值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２）中叶。铭文中明确记载马复先授学是在郡东吉征店。
由此可见，吉镇作为一个村落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建立起来的。其兴起的原因与其便于商业贸易活动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并至迟在康熙中叶村落规模及人口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且文化教育较发达。其行政建制自明代以来隶属于绥德管辖，名字叫做“吉征店”。
二、吉镇人口姓氏的变迁
从史籍和走访的一些调查来看，吉镇是个移民村，移民究竟来自何处，有史可考的不多。相传有这样几个来源：第一，秦二世胡亥矫诏赐死扶苏、蒙恬后，蒙恬所部三十万众军心涣散，纷纷逃亡，其中一部分即流落到吉镇为民，成为吉镇较早的居民；第二，蒙古人灭掉西夏后进行报复性的大规模杀戮，西夏人因而大量逃亡，其中一部分逃到吉镇，改名换姓，安家落户；第三，吉镇的马姓人家最早的祖先是宋元时期由河南灾区迁来的灾民；第四，明代实行移民政策，将大量人口从狭乡迁入宽乡，吉镇的高姓就是那时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附近的枸杞子畔和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一带迁入的；第五，不同时期各种靠经商、行医、小手艺谋生的人在此落脚，成为吉镇村民。由此可知，关于吉镇移民的来源说法不一，并且时间上差距比较大。但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也许这些信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吉镇村落规模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多的历史过程；当然，这种历史过程或许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整个陕北地区村镇的起源和人口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吉镇居民到底来源于何处，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人口自明代以来不断增多。截至２００５年６月底，全村共有２６姓，６２６户，２４８６人（马静章《吉镇村志》），不仅是全镇第一大村，而且是全县第一大村。关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前吉镇人口的具体数字及变迁状况，除以上关于吉镇村民的来源说法外，目前尚未看到统计资料。但是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至今的一些资料记载来看，吉镇人口有３次明显的变化，每一次人口变迁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口变迁又分为迁入和迁出。迁入人口主要是来自于河南、河北、山西等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群众，先后迁入吉镇的就有二十多户（马静章《吉镇村志》）；迁出人口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１９４７年，该３口人家举家迁出，有２户去往延安，１户迁往山西。主要原因是绥德“是年，春、夏旱，秋遭霜冻，粮食严重减产”。他们为生活所迫，故而“走南路”。第二次是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迁出，并集中于总户数的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７３年，分别有７和４户，占到１．７６％和１．０％（马静章《吉镇村志》），原因是１９６２年属于“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７３年“是年秋，本县（绥德）是年１１个公社遭受冰雹袭击，粮食油料损失１１００多万元”。迁出地主要在延安，有７户，占到总迁出户数的６３．６４％。这说明此次人口迁出还是由于生活所迫并以传统的陕北人内部“走南路”为主。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户籍管理制度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全村又有近千人走出家乡，遍及全国各地。（这里稍微略说一下我在另一篇《是什么引来悍匪灭门的惨痛？——记苏氏“五门人”约清中期土匪惨杀事件》一文中提到一事，就是清涧县店则沟镇马家西沟村的马氏，据老一辈说，和绥德崖马沟的马氏能排上辈分了，按照村志述说是在明代中后期迁来本村，那为什么能与崖马沟的马氏能沾亲带故？就不得而知了。）
与人口变迁相比，对吉镇姓氏变迁的考察或许给我们研究和认识人类学提供了某种颇有意义的思考空间。吉镇居民中现有２６姓，分别是马、张、刘、冯、高、李、杨、郭、侯、郝、韩、郑、薛、雷、延、赵、申、任、苗、盛、吕、闫、景、段、姬、乔，其中闫、景、段、姬姓为外地娶回的媳妇姓氏。２６姓中，马、张、刘、冯４是吉镇的老户，其中又以马姓人数最多。下面以马姓为例做一些分析。
绥德的马姓是分户的，分别有崖马、川马、山马、渠马四大家族，吉镇的马姓也不例外。关于分户的原因，也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马姓人家举家迁来绥德，兄弟４人被分别安置在马家川、马家山、马家渠、崖马沟４个地方。后来兄弟４家的儿女们逐渐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当时这一带还是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很少有其他人家居住，马家的这些子女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组建新的家庭。为了延续香火，不致断种绝代，马家兄弟４人商量后，设下香案，对天盟誓，表示从此以后只同姓、不同宗，不再是兄弟；并且约定，住在马家川的称川马家，住在马家山的称山马家，住在马家渠的称渠马家，住在崖马沟的称崖马家，４家除了内部不能通婚外，各家都可相互婚娶。从此这个习俗相沿至今（马静章《吉镇村志》）。
马家分户的传说非常有趣，让人联想到兄妹相婚的洪水神话。有学者指出：“在氏族外婚制已经普遍建立的时代，对于人类出现血亲相婚现象，洪水神话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类的衍生需要与血亲相婚这对矛盾才能够得以合理解决。”马家分户的传说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学对于一些神话传说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马家同姓婚娶的情况与洪水中兄妹相婚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这些例子并不能说明人类曾经存在血缘婚，也不能说明人类对于这种婚姻关系的认可，它们甚至并没有多少文化上的价值意义。这些例子其实更多地指出了人类在面对具体的生存繁衍困境时，如何用一种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它体现的更多是人类的生存智慧。
吉镇马姓户有上述４户，其中崖马家又分前湾、元兴公、同昌德、阳园则、南沟、官道山、草沟、阳洼８族，川马家又分义诚马、长盛马、官道山、砚峁４族，山马家又分渠里、东坡、阳洼３族，渠马家又别有寺角马一族。整个马姓人丁兴旺，遍布吉镇各处。从现存族谱世系来看，这些家族最早大都可以上溯到六世祖，以崖马家“元兴公”一族为例，始祖为马治福，生子马腾有、马腾富，马腾有即“元兴公”商行的创始人。马腾有育有马盛兴、马玉兴、马中兴、马逢兴、马向兴、马又兴６个儿子，另有３个女儿，并无姓名，只知分别嫁给马家、高家、刘家，所以称为马马氏、高马氏、刘马氏。兴字辈下一辈为光字辈，再下是章字辈，再下为祥字辈，祥字辈已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名字也已经不太遵循老的传统，大多比较随意。马腾有于清朝光绪年间在吉镇创办“元兴公”商号，他的儿子马中兴、马逢兴，孙子马光华（马盛兴子）在他之后先后担任掌柜。从马腾有往上推，其父应是咸丰同治时生人，再往上则湮没无闻。
与崖马家相比，川马家的历史可以明白无误地上溯到明代。川马家的马汝骥在《明史》中有传，《明史·列传第六十七》：
马汝骥，字仲房，绥德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谏南巡，罚跪受杖。教习期满，当授编修，特调泽州知州。惩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属，辄投其书椟中不视。陵川知县贪，汝骥欲黜之。巡按御史为曲解，汝骥不听，竟褫其官。世宗立，召复编修，寻录直谏功，增秩一等。预修武宗实录，进修撰。历两京国子司业，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国子祭酒，召拜礼部右侍郎。尚书严嵩爱重汝骥，入阁称之，帝特加侍读学士。汝骥行己峭厉，然性故和易，人望归焉。卒赠尚书，谥文简。
马汝骥于弘治六年（１４９３）九月十九日生于山西夏县，归籍绥德。卒于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十一月六日，年五十一。马汝骥为绥德马家川人，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绥德州直隶州志》有明确记载：“烟嘉山，在城东五十里，马家川马汝骥故里”。烟嘉山上还有马汝骥的父亲马骢建立的马氏祠堂。
马汝骥自己写有《自逸窝记》，以此怀念父亲。文中称：“昔我先君之弃官归也，?年，是为正德丁卯，凿岩窝以居，命曰‘自逸’……窝在烟嘉山之麓，或曰清风洞，亦其名云。”综合这些记述，可知马骢这一支是从其曾祖开始另立门户的，马骢绥德岁贡出身，仕至山西夏县万泉教谕，明正德丁卯（１５０７）年弃官归家，住在马家川的烟嘉山，窑洞名曰“自逸窝”或“清风洞”。正德辛未（１５１１）七月，马骢建立了“马氏祠堂”，这便是绥德川马家目前所知最早的祠堂了。川马家因为马汝骥后来官至礼部右侍郎，所以一直自豪地称自己为“侍郎马家”。
侍郎马家的一支因为马复先“以廪生授学郡东吉征店”，于康熙年间迁居到吉镇，之后世代相沿，成为吉镇的老户，现今吉镇的“义诚马”、“长盛马”两族均可以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马复先（族谱记为马复元）。前面提到的《马公墓志铭》也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马复先以下几代人的情况，侈录如下：
公讳家麟，字焕彩，号石圃，姓马氏。先代自宋季由晋徙居陕西绥州。世业儒，有隐德。曾祖讳复先，以廪生授学郡东吉征店，遂家焉。祖讳丹眉，父讳清，号竹羹。以公子培基成进士，官刑曹。
赙赠承德郎刑部主事母张氏
赙赠太安人，生三子，公其长也。公幼聪颖，日诵数千言，通意义。以脾弱多病未竟学。长入武庠、理家业，克称代阼。戊子己丑间，竹羹公婴疾。延医侍药饵，中裙侧俞亲浣涤，久弗渝。竹羹公弥留之际，惟以训弟若子、读书为命，公泣志之。其殁也，居丧治葬，尽哀尽礼，无余力焉。事母先意志，得其欢心。延师课两弟，俱早岁服青衿，有声黉序；教子以义方，今官刑曹者，甫成童入学，加冠后即登贤书。公可谓能继志矣。岁乙巳，张太安人卒，哀礼备至，如前丧，里社咸称孝焉。公于两弟最友爱，怡怡埙篪间。季弟以壬子岁卒，公痛其死，又痛其无子，命次子垣基为嗣，成丧葬礼。虽终服哀未忘也。前甲辰岁，刑曹公母李安人卒，甲寅岁，继母武安人又卒。公命刑曹公丧葬俱尽礼，毋简略贻异日悔。噫！自戊子至甲寅二十余年间，俯仰拮据，肩事多矣，精力惫矣，故年甫周甲，颓然一翁也。刑曹公初释褐，公念刑名太重，因至都谓之曰：“汝治狱，勿忘求生不得之意，无委随，无俾深文者施其能，吾慰矣。”即归里，仍营家计。时嘉庆乙未，至甲子而公殂，竟未获享子之荣养也。噫！公孝友性成，内外无间，平昔闻人分炊事，辄揪然不乐。亲事中有贫苦，摒挡周恤，期无失所。族人以户事不公相参商，公调剂允协，至今安之。长於排难解纷，乡邻有疑事咸质之，争讼者得一言便息。好读史，善藻鉴人物，一觌面，善恶邪正不能遁。性补直，与人处，有过必规，凡所交游率多成良士，公诚不愧古人哉！其垂裕以昌后者，曷有既耶。公生于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己时，卒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一日丑时，享年六十有五，郡庠生。
敕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元配任安人，继配李安人、武安人、薛安人。子二，长丕基，乾隆癸卯科举人、嘉庆己未科进士，任刑部四川司主事、候补主事。娶王氏，继聘刘氏，乾隆己酉科举人、讳桤公女，嘉庆辛酉科进士、名樾公侄女。次垣基，太学生，继公季弟嗣，俱李安人出。女三，长适高基，任安人出；次适庠生雷温鸣，三适廪生常岳峰，李安人出。孙男一，其伟，聘米邑艾氏，嘉庆壬戌进士、名肇端公女。孙女一，许字凤翔府训导高名金公子。于嘉庆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葬于塞峁山祖茔。为之铭曰：
积行有基，维仁与义；公佩弗忘，敦补去伪；幽德前光，熙升后嗣；山高水长，贞珉永志。
敕封文林郎福建建宁府建阳县知县，姻愚弟艾垣豫顿首拜撰。
根据墓志及义诚马、长盛马族谱记载，马家这一支的世系可以清楚地罗列出来：
１、马复先
２、马丹眉
３、马清（马竹羹）—张氏（张太安人）
４．１、马家麟（字焕彩，号石圃）—任安人，—李安人，—武安人，—薛安人
４．２、马象姣
４．３、马象□
５．１．１、马丕基—王氏，—刘氏
５．１．２、马垣基
５．２．１、马立基
５．２．２、马毕基
６．１．１、马其伟
６．２．１、马国勤—常氏
６．２．２、马国俭
６．２．３、马国本—孙氏
吉镇的义诚马家其实是我们所说的大门家，是马家麟的长子马丕基、长孙马其伟这一支，而长盛马家则是二门家，是马象姣的长子马立基、长孙马国勤、季孙马国本一系。
需要解释的是，根据上引《马公墓志铭》，马公名家麟，而义诚马和长盛马的族谱中却都记为马象麟，其仲弟名马象姣，墓志中提到的季弟叫马象？，兄弟三人似是“象”字辈，本人未见墓志原石，不知是铭文隶定有误，亦或是马家族谱记载有误？吉镇川马家也是号称侍郎马家，但其祖马复先与马家川的马骢、马汝骥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目前并无明确资料可资佐证，希望能有新的史料出现，以解悬疑。
从《马公墓志铭》还可得知，至少从马公起，吉镇马家已是十分显赫的地方大族，马丕基为进士，马公去世时已官至刑部候补主事，马其伟所娶艾氏，亦是米脂大族，艾氏之父为嘉庆进士艾肇端。马丕基的三姊妹及女儿也都嫁给颇有身份实力的地方士绅。马家自身的实力和其姻亲关系的兴盛，保证了吉镇马家绵延久远的家族势力，在地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吉镇乡绅大族的作用与影响
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乡村社会一样，吉镇除了受官府的统辖影响，更多地则受当地大姓豪族的影响，这些家族在地方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基层社会的正常运转更多时候靠的是乡绅在其中的维系。下面略举一二例：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甘肃回民反抗清廷，一路攻州掠县，声势浩大。此次回民起义也波及陕北地区，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四月、十月绥德两次遭受起义军的攻击，并最终攻陷。据史料记载：“同治六年四月，回匪禹得夜至州城南掩杀，榆兵左营游击马庆长仓促御贼，死之。总兵陶茂森来州劫之，贼旋奔，陷义合镇。”之后，“十月，禹得夜复来攻城，二十七日调勇守城，城陷。都司梁凤山、署都司韩锡恩并死之，总兵陶茂森退守榆林，知州沈际清退守米脂”。城陷后，“城内外男女死者约数千人，贼目禹瞎之纵贼大掠”，由此可知当时的惨状。起义军攻占绥德后，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来到吉镇。因镇上居民早已进入寨子（指来仪寨，见下文。）回民首领觉得寨子居高而又十分坚固，不易攻破，便提出谈判条件，只要给足粮食、盘费，便不攻寨子而撤离远去，否则放火烧街。寨内便推出当时在村里既有声望又有胆略的马宏猷（义诚马）、马腾有（元兴公）、马守恕（长盛马）等头面人物为代表，与其谈判，最后马氏３人与回民起义军达成协议，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群众的生命也财产得到了保护。为此，绥德知州亲自送来一块“保卫桑梓”的大匾额赠与马宏猷，以表彰他的贡献（马静章《吉镇村志》）。
民国初年，陕北地区地瘠民穷，土匪横生。为了保护村中居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当时马氏家族的代表马守恕等倡议重修来仪寨，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１９８４年，吉镇凤凰山发现了民国六年（１９１７）立的《重修来仪寨碑》，此碑碑文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也充分反映了大家族在村落面临危难之际的作用与影响，碑记曰：
金城汤池，王公凭此以守国；据险为寨，乡民藉此以保家。而孟子犹曰：“地利不如人和”，知战守之策，贵地利，实贵人和也。吉镇向有来仪寨，地址非不高峻，寨势非不峥嵘，奈历年久远，摧残实甚。民国五年，土匪遍野，一时人民逃窜，财货任其掳掠，房屋任其蹂躏，伤心惨目莫此为甚。幸有寨首马守恕等，皆属聪明之徒提倡，镇人公议重修。工兴於夏，落成於冬。筑墙数仞，凿壕丈许，雉堞连绵，局势森严，虽飞将军不能跃而登也。此非得地利也？原寨内地址，各有其主，旧时规则，公出租赁。而马守恕力为改图，向公街筹公款，购私为公以图长远。当其初，镇人似有难色，后经伊切指时事，推论利害，地主等慨然应允。高世裕地七亩，马呈直地三亩，马福临地三垧半，马廷选、高学院各三垧，均不愿得值。而镇人等以为地价昂贵，家非殷实，强给半价。至於寨内粮赋，均着公社完纳，此非人和也？嗟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风邈乎远矣！况镇人多服商贾，略习诗书，竟能一倡百和，使地利若此人和，若被无异议、无二心，卒致全镇人之生命财产皆得籍以保全，岂不休哉？是为序。
神木县厘税局委员马绍先敬撰
榆林师范学校肄业张光文敬书
凤凰山的寨子究竟修于何时，尚不清楚。但是，它是晚清以来吉镇人躲避土匪、战祸的藏身之处当属无疑。来仪寨之所以在民国五年重修，是因为当时土匪遍野，殃及人们的正常生活。为了躲避土匪，保全财产性命，当时川马长盛马家的马守恕、崖马元兴公的马腾有、张仲奎等共同倡议，重修了寨子，而且寨子内土地归属、粮赋缴纳等要害问题，都是在马守恕等人的多方协调下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一倡百和”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在面临天灾人祸等重大公共问题时，对于吉镇村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乡绅大族的影响力还显著地表现在教育方面。马复先在康熙年间就曾在吉镇授学，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绥德知州汤敏筹资兴办学校，其中在吉征店设有义学一所，这所学校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关闭。民国二年（１９１３），长盛久的掌柜马守恕筹集资金在家中开办私塾，除本家子女外，还收了村里１４个孩子，聘请２名先生授课讲学。这个私塾到了民国六年，得到当时绥德县国民政府的支持，正式挂牌成立为吉镇初级小学，马守恕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县上还派了２名正式教师，学生也骤增到８０多名。这所小学就是后来吉镇小学的前身。马守恕、元兴公马腾有之孙马承启、马光前等先后担任校长。这些乡绅大姓对于教育的重视，使得吉镇虽为商贸通衢之地，远离县城，文化氛围却始终极为浓厚，读书有成者代不乏人。
大家族对于乡俗风气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吉镇街上曾经最雄伟的一座贞节牌坊，就是道光年间为表彰马国勤之妻常氏的节孝美德而奉敕修建的。前面已经提到，马国勤是长盛马家马象姣之孙，１９岁时因病去世，其妻常氏拒不改嫁，持家教子，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为太学生。常氏怜贫惜弱，乐善好施，在家乡贤名广播。这座旌表常氏的牌坊三门四柱，高大巍峨，用雕花巨石搭建而成，设计精巧，后来便成为吉镇一景。集多种美德于一身的常氏也成为吉镇人效仿的楷模，流风广远。
四、结 语
通过对绥德吉镇的考察，笔者认为这不只是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特例，尤其是在陕北或西北的乡村社会中，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吉镇人口姓氏的来源、发展、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北人口的变迁状况，从目前看到和掌握的陕北各地方志、文献资料来看，陕北的人口开始大量的增加。这是因为：第一，明朝初年政府将大量的贫民迁移至人少地多的地方屯种，陕北地区也是移民的重要区域之一，故而人口迅速增长，一些集镇也随之逐渐建立、形成，除绥德吉镇外，据考证定边的安边镇也是在明正统二年（１４３７）修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榆林文史———榆林集镇纪略》第８辑）；另据《道光榆林府志》记载，府谷的黄甫于明“天顺（１４５７～１４６４）中置，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中添设关城”，孤山堡于“明正统二年置”；怀远县的怀远堡于明“天顺中置”；榆阳区的鱼河堡也于明“正统二年置”，镇川于明“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１）巡抚张珩建城”。又据《嘉庆延安府志》记载，定边县的柳树涧“明始设堡”；靖边县的宁塞堡“明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６）置堡”，陕北的集镇和人口从明朝开始迅速增加。第二，从这一时期开始，陕北的战事没有以前那么频繁、激烈。陕北历来为边陲重地，周之戎狄、汉之匈奴、唐之稽胡、宋之党项，经常与本地汉民及其统治者的军队征战不绝，故在此之前陕北不可能建立大量相对稳定的村镇。第三，通过对吉镇的考察同样可以看出，大家族在吉镇乡村社会变迁及维系地方社会正常运转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村落面临危机的时候。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北地区历史变迁特征、人口的变化，而且反映了乡村社会的状况以及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这些问题是历史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研究内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对于后世名人，我只说这几个吉镇马氏名人：马静章、马中平、马中林、马治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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