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带来隔离。人们不再外食、不再出行，让渡部分日常生活以换取安全。餐饮业是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遭受重创的行业之一。2月，著名餐饮连锁品牌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接受媒体访问，直言自己“撑不过三个月”，行业危机暴露在公众视野中。3月，餐饮行业艰难重启，随着气温的升高走向复苏。

要理解这个行业经历的至暗时刻，记录他们的挣扎生存，北京的簋街是极合适的切片。簋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24小时营业，是中国最著名的餐饮一条街。在这条依靠民间力量野蛮生长起来的街道上，有与西贝类似的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主，但更多的是经营一两家店的小老板，以及上万名服务员、保安、厨师，和围绕着这条街道生存的卖唱人员、卖花人员、代驾人员、外卖员，甚至还有一名生活在这条街道上的流浪汉。

白手起家的餐饮从业者贡献精明与勤劳，都市男女则将浓烈的口腹之欲寄托于此。在这条主打小龙虾、麻辣牛蛙、火锅的街道上，你很容易感受到那种叫生命力的东西。

撰文丨姚璐

编辑丨王天挺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x故事硬核

簋街暂停营业

想去餐厅找到老板并不现实，至少过去如此。这条生意兴隆的街道让他们转得像个陀螺，要谈店租、要和供应商结账、要招聘新员工、要做新促销，店里的一应琐事有店长和伙计照应。想见老板，要先打电话。但这个4月，情形大不相同了。簋街门庭冷落，我总是一推门，就看见一个愁眉不展的中年男性。

有一天，刮了大风，孔先生的全店流水是15元。他是一家酒吧+烤猪蹄店的老板，不到晚8点，街道上已经没有行人，他站在烤架后，什么也没做，旁边是三只因冷却而不再散发香味的猪蹄。天气在变暖，往年这个时候，簋街将迎来它的旺季。但孔先生在我表明来意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凉啊”——这是生意的现状和他的心理感受。

他说他平时不怎么来店里，但后来每一次去簋街我都遇见了他。他有时坐在店门口望着稀拉的人流，有时凝重地站在烤架后面。斜对面的涮肉店裕德孚，老板于福生也总是坐在那，他原来店里有伙计5个，现在就剩俩，所以他也天天来。至少有十家店贴着“转让”“急兑”的招贴，打电话过去你会先听到叹气声。

簋街至少有十家店贴着“急兑”“转让”的招贴图丨姚璐

簋街靠近雍和宫和地坛庙会，春节档大家都备足了货，准备小赚一笔。大年二十九，武汉封城，北京宣布取消庙会。老板们在三十、初一挣扎着营业一两天，很快闭店。然后迎来一个从业以来从未有过的焦灼假期。

最开始，他们并不十分紧张。就像谁也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当时的餐饮人还不认为北京会受到巨大的波及。因为亲戚都选择不回老家，大年三十晚上，胡大餐馆的总经理郭冬还和家人吃上了一顿难得的团圆饭。他们谈到了非典，他的丈母娘孙玉珍——这间簋街最受欢迎餐馆的创始人说，年没有强制措施，不管多冷清，她都坚持营业，等到三、四月份，天气暖和起来，很多人都来胡大吃虾，生意反而好了起来。

那时最大的问题是春节档储存的大量食材，胡大储存了多万元食材，留守在北京的近名员工尽量消耗。簋街老徐龙虾馆备了多条活鱼，员工向老板徐海霞报告，吃鱼吃吐了。通乐饭馆备了两千多斤小龙虾，他们靠给熟客闪送消耗了一些，这家年就营业的饭馆坚持只用活虾，他们倒掉了多斤逐渐死去的虾。只有六张桌子的裕德孚春节休息，备了10斤大葱准备初八开张用，没想到一等就是两个月，大葱在阁楼里自由生长，长成了笛子似的空管儿。

丹东黄蚬子的老板王永胜更闹心，因为国内的滩涂过度捕捞、生长周期不够，他一直通过边境贸易从朝鲜采购黄蚬子。自从1月22日朝鲜关闭国门的那天起，他再也买不到黄蚬子了。

簋街商会会长、花家怡园的老板花雷最不好过，与其他主打宵夜的店铺不同，花家怡园主推正餐，他们很早就推出年夜饭预订服务，为了吸引客流，还决定在两家大店举办庙会，为此囤下了万元的食材。那时社区蔬菜供应紧张，花家怡园最早响应卖菜，在社区附近的门店处理了部分生鲜蔬菜。但这只是九牛一毛，万都不到。

花雷说了个笑话。原本庙会要上麻酱爆肚，牛肚不耐存，放久了就不嫩了。关店后，员工餐顿顿都做牛肚，吃得员工都害怕了，终于吃完了。又在另一个库房翻出八百斤，他被迫进入了一个打地鼠游戏——

“这八百斤非常辛苦，这吧那吧，送吧吃吧，外卖吧，八百斤，也都销售完了。你猜怎么着？还是那库房，翻出九百斤麻酱来！对，想起来，爆肚跟麻酱是一起的！我说我的妈呀，销售这麻酱，这麻酱就想办法吧！一会儿吃花卷吧，一会儿糖饼吧，还没弄完呢！在那个店又有几百斤麻酱，说干嘛？当时春节这个店想买这东西，没来得及买，把麻酱转过来的，它就跟爆肚配套的嘛！哎呦这种事儿！”

2月，在烹饪协会的